华夏七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时,苏浩在御书房里翻一本旧书。
书是宋代的《梦溪笔谈》,纸黄得发脆,边角缺了好几块,有些字只剩半边。他翻了两页,有一整段被水渍淹没了,一个字都看不清。案头上还堆着几十本从民间收上来的古籍,大多是这个样子。有的缺页,有的虫蛀,有的传抄抄错了行,驴唇不对马嘴。
苏浩问零:“全国还能找着多少本?”
零报了个数。三千多部,六成以上有破损缺失,一千多部是孤本,再烂一本就彻底没了。战乱以来损毁遗失的,超过七千部。
苏浩没说话,把《梦溪笔谈》合上,放在一边。
第二天朝会,他下了一道旨:修书。成立典籍馆,召集天下大儒,把历代典籍从头到尾整理一遍。该补的补,该校的校,该印的印。户部拨银一百万两,各省搜集散落民间的古籍,献出孤本的重奖。
史可法第一个站出来,胡子都在抖:“陛下圣明!臣愿领衔此事,鞠躬尽瘁!”下朝时他走得飞快,官袍被门槛绊了一下,差点摔倒,旁边的人扶住他,他摆摆手,连谢都没顾上说。
旨意发出去,天下读书人坐不住了。
湖南衡山脚下,一个白胡子老头正在院子里晒书。他叫王夫之,隐居了几十年,不问世事,朝廷几次请他出山都不去。有人把邸报塞到他手里,他看了半晌,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,又看了一遍。第二天一早,他背着书箱出了门。书箱里装着他一辈子的著作和收藏的几百部典籍,沉得压肩膀。他六十多了,腰不好,走一段歇一段,从衡山到北京,走了将近两个月。
到京城那天正下雪,他站在典籍馆门口,帽子上全是雪,眉毛上也挂着冰碴子。负责接待的官员问他:“老先生,您是来应征的?住的地方安排了没有?”王夫之说:“住哪儿都行,有书看就成。”
典籍馆设在京郊一处前朝的皇家庄园,房子多,院子大。零给设计了恒温恒湿的藏书楼,又分了校勘室、誊抄室、雕版室、印刷室。三百多个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,最年轻的三十多岁,最老的快八十了,凑在一起,嗡嗡嗡,像一锅粥。史可法按经、史、子、集、格物、农学、医学、工学分了八个分局,每个分局设总纂官。王夫之被推举为史部总纂官,管史书的校勘。他不推辞,只说了一句:“给我配两个眼睛好的年轻人,我眼花了,看不清小字。”
校书看似静坐,实则比沙场鏖战还要磨心。
同一本《史记》,不同版本抄得不一样,有的地方差一个字,意思全拧了。几个老先生为“三家分晋”的一个年份吵了三天,翻了几十本书,最后王夫之一锤定音——不是他记性好,是他把每个版本的异同都抄在了纸条上,贴了满墙,谁说的哪一版有出处,一目了然。
零也帮忙。学者们拿不准的字,零翻出海外残卷的拓本佐证,比对各代刻本给出最可能的正误。但王夫之不信零,或者说,他不全信。每次零给出建议,他都要自己翻书验证一遍。“机器是死的,书是活的,”他说,“不能什么都听它的。”
苏浩隔三差五来典籍馆,不穿龙袍,穿便服,有时候带几包点心,有时候带几刀宣纸。学者们起初拘谨,见他要行礼,他摆摆手,自己找个角落坐下,听他们吵。
有一次,他见王夫之校《资治通鉴》,校到一处疑点,翻了三本不同的刻本,又查了相关的史书,折腾了两个多时辰。旁边年轻的助手说:“王先生,零先生不是己经给出正误了吗?”王夫之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,说:“零先生给的,是它的理。我得找到出处,才算我的心安。”
苏浩听了,没说话,起身走了。第二天,他让人给王夫之送来一盏带放大镜的台灯,灯座是黄铜的,稳当。
典籍馆的灯经常亮到深夜。有一次半夜,苏浩批完折子睡不着,坐马车去典籍馆转了一圈。王夫之的屋子还亮着,灯下他戴着老花镜,手里拿着放大镜,凑在一本宋版书上,旁边一碗粥早凉透了,一口没动。苏浩推门进去,王夫之抬头,要站起来。苏浩按住他,看了看桌上摊开的书,问:“王先生,还不歇着?”
“这版《史记》有几处传抄的谬误,臣不校出来,睡不着。”
苏浩看了看那碗凉粥,没说什么。第二天,他让御膳房每天给典籍馆送两顿夜宵,一荤一素,轮流换。王夫之起初不吃,说“无功不受禄”。后来苏浩让人带话:“吃凉粥坏了肚子,耽误校书,算谁的?”王夫之想了想,觉得有理,开始吃了,但吃得很省,一碗粥配一小碟咸菜,能对付一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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